千年桃源之谜的起因和根源是寻找与之契合的知己朋友

陶渊明笔下武陵桃源究竟在哪里？从时间上争论了千多年，从地域上由国内三十多处，扩展到国外几处，都说是陶渊明笔下桃源。要解开千年桃源之谜，首先要找到形成千年迷局之根源，谜底自然就解开了。笔者认为，迷局根源就是从《桃花源诗》“愿言蹑清风，高举寻吾契”这一句开始的，自古传统解释为：“陶渊明怀着急切的心情，像踏着清风一样，高飞来到武陵桃源寻吾契。”也就是说陶渊明亲自去了武陵桃源寻吾契，没有歧义，历史高度一致认可。迷就迷在“契”字上，传统的解释是离开原文契[xiè]字，组词契[qì]合，引申为志同道合，说陶渊明高飞来到武陵桃源是寻找与之契合的知己朋友，这就是千年桃源之谜的迷局，从桃源开始，找遍全世界，海阔天空的找了千多年，都未解开陶渊明契合知己是何许人也的谜底。因此组词契合解答，是千年桃源之谜的起因和根源，甚至可以导出千万个扑朔离迷桃源，这样找就是再找上千年万年，也永远找不到陶渊明真正的知己朋友在哪里？真实桃源在哪里？笔者认为，契是一个多音多意字，但用陶渊明“吾契”框定，就是唯一性，是陶渊明寻找吾祖契。契是一个人物，是黄帝玄孙，赐子姓，子契协助大禹治水有功，封在商地（丘）为商族、商汤始祖。子姓分陶氏、施氏、繁氏、樊氏、饥氏、终葵氏、锜[yǐ ]氏七大分支，陶姓位列子姓七大分支之首，故陶氏吾祖契也。确定陶渊明寻找的是吾祖契，唯一性也就确定了，哪个桃源有陶渊明契祖足迹，哪个桃源就是陶渊明笔下桃源原型，谜底也就解开了。下面，笔者就根据陶渊明踏着清风高飞来到武陵桃源寻吾契线索，搬出史记佐证，逐一解开千年桃源之谜底，捧献给读者看分明。

陶渊明《桃花源记诗并序》是记与诗两部分，记是主体，诗是补充，记是叙事，诗是解答，两者系互为补记关系，掌握了这把互补解谜钥匙，才能真正解开千年桃源之谜。为了解说方便，姑且将其简称《桃记》和《诗记》。首先说，无论何处有争议之桃源，均要对照记与诗的原文，找出与原文讲述的景色、地名、溪水名、人物、故事完全吻合，那才是陶渊明笔下桃源之原型。尚无陶渊明吾祖契的争议桃源，都是搬出景色说事，甚至有些地方按《桃记》原文后天打造出部分桃源景色，复制桃源景色总免不了有其打造痕迹。总而言之，景色不是重点关键证据，为了减少论说篇幅，笔者将武冈武陵村桃源实地景色草图绘制，一眼看全（见图1）。

图1：武冈县儒林乡武陵里（今新东乡同保村）桃源实景草图

然而有两点景色是打造不出来的，之一是“源”景，按“源”字本意内涵解释，是水流的起始处源头，称之为源。《桃记》源流出山洞之水源成溪，渔人能划船缘溪行的溪水成河规模。第二必有“芳草鲜美，落英缤纷”的都梁兰花草，历史早有定论，都梁兰花草唯湖南武冈都梁山与安徽（今江苏）盱眙都梁山独有，是任何有争议的桃源所复制不了的特景。笔者深信，陶渊明不会把路边狗尾巴草说成是芳草鲜美，落英缤纷，唯有都梁兰花草相匹配。“源、草”这两点实景不是凭嘴吹出来的，而是有其历史依据：武冈桃源之源出自儒林乡武陵里（村）都梁山西山洞，都梁山是雪峰山脉第三高峰云山（海拔1372.5米）下的一座不足500米海拔小山岗，史记有都梁山、武陵山、武冈山、同保山四个山名，每改一次山名，都有重大历史事件发生，或者历史典故形成。都梁县、武冈县（别称武陵县）、武刚县名，都与这座小山岗相关联，所以她是武冈历史文化名山，真可谓山不在高，有仙则灵，有文化则名，有历史故事则名。这样的山水溪流之源，乃大自然鬼斧神工天成，后天打造不出这种绝妙景色之源。尤其是《桃记》“芳草鲜美，落英缤纷”佳句一出，便成了都梁兰花草的代名词。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资水》有类似记载：“县西有小山，山中有渟水，既清且浅，其中悉生兰草，绿叶紫荆，芳风藻川，兰馨远馥。

俗谓兰草为都梁，山因以号，县受名焉。”此记很明确，兰草名、山名、县名都以都梁为名。相比之下，陶渊明是粗线条的概括，而郦道元则言辞细微，明确记载为芳风藻川，兰馨远馥，绿叶紫荆的兰草，俗谓都梁兰花草。自从陶渊明的“芳草鲜美，落英缤纷。”郦道元的“芳风藻川，兰馨远馥。”这两词句出现后，都知道这是都梁兰花草的专用形容词。宋代王安石《桃源行》诗被称为继陶渊明之后，桃花源再创作更佳者，他在《桃源行》诗里说：“此来种桃经几春，采花食实枝为薪。”意思是说桃源村民自古靠都梁香花进贡朝廷获得赏金维持生计，茎秆当柴烧。都梁兰花草既是药材，也是香料，对女性疾病有预防和治疗作用，也是古代女人绝佳佩香之物。陶渊明的芳草鲜美，与王安石采花讲述的是同一种都梁香花草，两者放在一起花草名就完整化了。宋代王观国《学林·五木香》中记载：“盖谓鬱[yù]金香、苏合香、都梁香也……皆蛮地所产……”武冈自古称为蛮地，有史为证：东汉桓帝元嘉元年（公元151）武陵蛮首领詹山率领4千蛮子在都梁县武陵里（村）都梁山起义，攻占都梁县武陵城衙门府，拘执县令。孝桓帝封应奉为武陵郡太守，窦应明为元帅率官军镇压詹山武陵蛮起义，恩威并举打败詹山起义军，改都梁县为武冈县，意思是朝廷官军武力打下都梁山冈，都梁山改为武冈山。

百姓为了纪念詹山领导多民族起义，将都梁山改为同保山，多民族共同保卫此山之意。因为都梁山在武陵里（村）境内，所以又叫武陵山。这就是武冈山一山四名的来历。再说溪水名，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资水》有记载：“资水出无阳县界（今芷江县东北），经唐糺山（今城步县路山），武冈县南，谓之大溪，分都梁之所置也。”这就很明确了，从芷江县东北界雪峰山西麓山洞水源开始，流经城步县路山、武冈县南这一条资水支流叫大溪（武冈县母亲河），从都梁山分流出来的小溪是大溪支流，桃源内叫渟水溪，还有一条小溪叫没底港，港是最小的溪流。桃源外叫七里溪，之所以名叫七里溪，从都梁山东山洞流出，汇入大溪恰是七里长度，以其长度得名。七里溪5里位置建了一座石拱桥叫七里桥，武冈县衙门府武陵城设立在此，县志记载，县治所在儒林乡武陵里七里桥位置。郦道元此记与《桃记》“武陵人捕鱼为业，沿溪行……”完全吻合。由此可见，陶渊明笔下武陵桃源是一个肉眼望穿之小源，武陵郡沃土千里，武陵山脉方圆千万丈，陶渊明固然不可能用武陵渔人弃船而上数百步、数十步来框定武陵郡、武陵山脉庞大的桃源规模。所以唯武冈武陵村桃源才与陶渊明笔下数百步、数十步桃源相吻合。

最关键的是《桃记》中有明暗两类11个人物，是任何争议桃源中所没有的，唯武冈武陵桃源11人物全部找到历史依据，绝无仅有。为了叙说方便，姑且将11人物分类编号论之。之一类是《桃记》中明码人物有：“1号武陵渔人、2-5号桃源村民的先世（邑人、方士贤者，即商山四皓代指的武冈云山四贤人）、6号吾（陶渊明本人）、7号契（子契）、8号太守吕岳、9号刘子骥9人。”第二类人物是通过“奇踪隐五百，一朝敞神界。淳薄既异源，旋复还幽蔽”之叙事牵出的3个隐蔽人物，即10号黄盖，11号陶侃、太守吕岳，隐藏在诗文叙事中。吕岳就是明码人物中的太守8号，他是明暗两类人物都有其名的人物。其实还有一个人物叫刘威溪，这个人他不是《桃记》明暗两类人物固有的人物，他是在讲述到刘子骥是陶渊明远房亲戚时，带出来的一个人物，这个远房亲戚的根源来自于陶渊明近祖陶侃在武冈为官县令时收养的一个孤儿，成为养父子关系，有人分析刘威溪是刘子骥的爷爷，才有刘子骥是陶渊明远房亲戚的关系，算刘威溪就是12人，此人不是《桃记》中固有人物，可以不计，所以《桃记》固有人物11人。

先说之一类明码9人物来历依据：《桃记》“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开宗明义之一句就与陶渊明的祖先太爷陶侃有着密切关联。《晋书》卷六十六记载：“或云侃少时渔于雷泽……”《晋书·陶侃传》记载：“陶侃青年时曾担任主管河道渔业的渔梁吏……晋太康元年（公元300）上任武冈县令……”武陵渔人是《桃记》中第1号人物，也是陶渊明写《桃记》高举寻吾契中，要寻找的人物，很明显，陶渊明是以他祖先太爷陶侃少时捕鱼为生，青年当过渔梁吏，中年为官武冈县令的人生轨迹塑造的人物原型。遗憾的是武陵渔人后世出现争议，湖南常德人说是武陵郡渔人，湖北竹山县人说是武陵县渔人，重庆酉阳人说是武陵山脉渔人，湖南武冈人说是武陵镇、武陵村渔人。那些没有武陵地名的人说武陵渔人是鬼神界的 *** ，现实生活中没有武陵渔人。持 *** 说者不能自圆其说，世上哪有打渔为生的 *** ？实则笑谈了。那么究竟是何方渔人？历来有很多史学界泰斗大致框定在“荆、湘”地区，甚至缩小在雪峰山大溪渔川。明朝学者吴宽在《家藏集》卷四六《送刘武陵诗引》中云：“考实桃源地址，盖古桃源实在武陵境内，今则别自名县矣。”学者吴宽考证古桃源武陵是县名的别称，那么武陵渔人就是别名武陵县渔人。

按照陶渊明《桃记》晋太元中年间（公元376-396）的行政版图框定，荆州有武陵郡、上庸郡有武陵县，都是名正言顺之名，唯有湘州邵陵郡武冈县的“别称”叫武陵县，武冈字通武陵（汉语如冈如陵）。海南师范大学杨清之教授在《愿言蹑清风，高举寻吾契》文章中采纳了明朝吴宽“武陵是县名别称”的观点。湖南人文学院（娄底）周行易教授在《破解桃花源之谜》文章中认定武冈字通武陵，武冈县就是武陵县别称，并且用大量的史料证明武陵桃源与陶渊明祖先陶侃为武冈县令有着密切关系。翻开《武冈县志》，县治所衙门府历代都叫武陵镇。公元1945年春夏雪峰山（主峰在武冈县境内）抗战，国军74军58师172团1营（营长葛道）600加强兵力、黄埔军校武冈分校学生大队（大队长郑国鼎）500兵力、 *** 武冈游击队（政委刘云彪、队长谢 *** ）1000兵力、民众志愿者3000人，共同保卫武冈县城武陵镇，与10倍3万日军血战七昼夜，武陵城岿然不动，成为中国县城抗战史上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最经典一战，也是日军侵华战争史上，唯一没有攻破的城镇，载入史册。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于1952年2月26日经中央批准，将武冈县一分为二，析出洞口县，武冈县乡镇大调整，首次将武陵镇改成城关镇，儒林乡武陵里改成新东乡同保村（秦代前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北齐后五十家为里，隋代后百家为里，后发展到不固定多家为里，出现了村、里同存的乡村结构），也就是武冈武陵镇、武陵村存在了千年历史（武冈相关史料有记载）。虽然新中国改成了城关镇，但县城西门武陵井（与岳阳柳毅井、长沙白沙井并列齐名湖南三大古井）则依然武陵春色常在（见图2）。

图2：武冈县城西门千年武陵井（与岳阳柳毅井、长沙白沙井齐名）

如此说来，《桃记》武陵渔人，究竟是武陵郡渔人？武陵山脉渔人？武陵县渔人？还是武陵镇、武陵村渔人？就看你怎么认为了。笔者认为无论武冈县别称武陵县渔人，还是武陵镇渔人、武陵村渔人？都与陶渊明“武陵渔人”相关联，合情合理，无懈可击。

第2-5号人物，《桃记》桃源村民：“自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诗记》：“嬴氏乱天纪，贤者避其世。黄绮之商山，伊人亦云逝。借问游方士，焉测尘嚣外。”这里的村民先世：方士贤者、邑人（古代官名，长官）是何许人？“黄绮之商山四皓指代何处“方士贤者、邑人四人？”这四人是陶渊明笔下桃源在哪里的最有力证据。传统的解释是武陵桃源村民先世，为了躲避秦时战乱，率妻儿与同乡的人隐居在这里。如果单就《桃记》分析，这似乎也能解析得通，将《诗记》与《桃记》放在一起互补分析，显然就解释不通了。陶渊明白纸黑字写得清楚，武陵桃源的村民先世“方士贤者”是因为“赢氏”（秦始皇）乱（违背）天纪（天生自然的人类生死规律，寻找不可能长生不老仙药）事件，招来灾祸，躲避秦御林军追 *** ，逃遁到武陵桃源避世隐居，显然不是躲避战乱隐居，而是躲避秦始皇乱天纪隐居。《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了方士贤者卢生、侯生逃亡这一历史事件：“秦三十五年（前212），卢生侯生相与谋曰：‘始皇为人，天性刚戾自用……下慑伏谩欺以取容。秦法，不得兼方不验，辄死……未可为求仙药……’於是（卢生、侯生）乃亡去。始皇闻亡，乃大怒……使御史悉案问罪诸生，诸生传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馀人，皆阬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後。

”此记说得很明确（按照秦国官吏设置，御史是王法执法部门长官，朝廷设御史中丞、御史大夫），秦始皇派去的是一般执法长官御史，率领御林军悉案问罪坑 *** 了463名方士，方士贤者（领头人卢生、侯生）乃逃亡而去，只是尚未明确记载二生逃往何处？率领御林军追 *** 卢、侯二生的御史（长官）是何姓名？然而，《湖南通志·考古略》和《武冈县志·艺文志》补记了方士贤者卢生、侯生逃遁隐居在武冈云山，追 *** 二生的御林军御史是陶、邓长官的史记，使秦始皇坑 *** 463名方士历史记事完整化。《湖南通志·考古略》记载：“卢生、侯生，(秦)始皇遣入海求 *** 茶，不获，遁居黔中郡（武冈）云山。”《武冈县志·艺文志》记载：云山卢生受秦始皇命，入海求仙药不获，邀侯生南逃匿隐云山。秦始皇派遣陶、邓将军（御史）率领御林军追至云山，亦留不去，传诗曰：“秦坑何忽毒斯文，使者犹怜共白云。不持二生增胜景，至今同说两将军。”这里记载了“使者”便是秦始皇派遣御林军追 *** “二生”（卢生、侯生）的陶、邓御史长官。因为按照秦国王法，陶、邓御史长官早过了追赶捉拿二生的期限，也是死罪。卢、侯二生与陶、邓御史长官本是秦始皇身边的幕僚，彼此认识，以同僚好言相劝陶、邓两位御史长官：与其四人都回去送死，不如四人一起隐居苟且偷生，于是四人便隐居下来，陶、邓御史长官统领的御林军也一起隐居在武冈云山。

因为卢、侯二生是方士贤者（领头人），陶、邓御史长官是追军贤者（领头人），所以把他们四人称之为“云山四贤者。”有人对“云山四贤”提法提出质疑，说历史上没有这种提法。那么通俗一点，把卢、侯、陶、邓称之为“云山四人”总还是可以吧？无论称云山四贤者，还是云山四人？山亦不变，四人物不变，均可通之。因四人是“逃遁匿隐”行为，不敢公开，逃遁谐音陶、邓御史长官立“逃遁将军”碑，卢、侯二生立“秦人古道”碑（见图3）。

图3：武冈云山（卢、侯、陶、邓）四贤人石碑之一

《桃记》武陵渔人见到的是村民先世后裔，所以陶渊明在《诗记》里质问“先世后裔”曰：“借问游方士，焉测尘器外。”敢问游（游荡遁居武陵桃源）方士贤者和邑人的后裔们，你们现在了解多少村外尘世之事啊？由此可见，陶渊明《诗记》把《桃记》武陵渔人见到秦人方士贤者、邑人先世后裔情况补记得一清二楚。那么陶渊明为什么不直接用“云山四贤者”或者“云山四人”来叙说？而用“黄绮之商山四皓（夏黄公崔广、绮里季吴实、东园公唐秉、甪里先生周术四人）典故”来代指呢？因为云山四贤人只有史记，尚未形成文学典故，从文眼上看不出他们是何许人，只有查阅史记才能解释清楚。而“商山四皓”是一个众所周知的文学典故，一看就知道商山四皓是何人何事？所以陶渊明只好用商山四皓来借代云山四贤人。商山四皓后一句“伊人亦云逝”是对陶、邓御史长官的专题说明：“伊人（邑人）亦（也）云（云山）逝（去）。”此句意思是说：伊人（邑人陶、邓御史长官）也跟着二生去了云山隐居。“黄绮之商山，伊人亦云逝。”此两句的整体意思是说：云山四贤人就像黄绮商山四皓那样隐居在云山下武陵桃源里。宋代王安石在《桃源行》诗里有“避时不独商山翁，亦有桃源种桃者”两句，意思是说不只商山独有四皓老翁隐居，武陵桃源里也有雷同商山四皓一样的四贤人避世隐居。卢、侯二生、陶、邓御史长官四人隐居武冈云山，陶渊明、王安石白纸黑字肯定，史记有载，民间广为流传，武冈当地妇孺皆知。

第6-7号人物：“愿言蹑清风，高举寻吾契”诗中包含了3个人物，吾自然是6号陶渊明本人，7号契，是陶渊明始祖子契，近祖陶侃算在第二类隐 *** 物里11号。这句诗的意思在开场白里已经说明白了，肯定陶渊明不是寻找契合知己，而是寻吾祖契。那么武陵桃源这个地方，究竟有陶渊明什么样的契祖人物？值得陶渊明高飞寻找？这里有陶渊明近祖陶侃官运之一官：武冈县令，仕途之一官府衙门：武陵镇。很明确，陶渊明用元祖子契代指近祖陶侃，很完整的表达“怀着急切的心情，就像踏着清风一样，高飞来到武陵桃源这个地方寻吾契——寻找近祖陶侃为官武冈武陵城衙门府之足迹。”那么，陶渊明来到武陵桃源这个地方，究竟是寻找契合知己，还是寻找契祖？用陶渊明自己的作品来佐证，是更好的证据。陶渊明一生究竟有没有契合知己朋友？有，惟刘子骥是也。陶渊明多次写子契、陶氏祖先，却没有写过“寻找契合知己”的作品，倒是唯有一次写知己作品《咏贫士·其六》：“仲蔚爱穷居，绕宅生蒿蓬。翳然绝交游，赋诗颇能工。举世无知者，止有一刘龚。”陶渊明很明确的把自己比作东汉隐士张仲蔚，意思是说自己与张仲蔚完全相类似，张仲蔚一生只有唯一知己刘龚，他陶渊明也只有一个知己刘子骥。陶渊明在《癸卯岁十二中作与从弟敬远》诗中说：“寝迹衡门下，邈与世相绝。顾盼莫谁知，荆扉昼常闭。”陶渊明白纸黑字写得清楚，知己刘子骥寻病终后，他隐居家中，销声匿迹，与世隔绝，四顾没有知己，只好白昼把荆菲（柴门）紧闭，有话只有寄意你这个陶敬远叔伯老弟来说了。陶渊明以上这两首诗作，充分证明陶渊明一生中没有寻找过与之契合知己，紧闭柴门无知己，邈与世相绝。相反写祖先倒是多次反复描写，从高举寻吾契开始，一直写到近祖陶侃，甚至写到祖父和父亲。子姓析出陶姓后，陶渊明在《命子·悠悠我祖爰自陶唐》诗中把陶姓祖先历世不绝显荣光，逐一列举：“帝尧之世称陶唐，其后为臣宾于虞，御龙效力于夏世，豕韦亦曾辅佐商，周世陶叔甚端庄，汉代陶舍建军功封愍侯，陶青勤勉任丞相，中晋之时，长沙公陶侃功业昭著，不仅有功勋，而且有德行。天子酬陶侃，受命都督南国。祖父（陶茂）一生谨慎，其正直义方之德闻于朝中，而仁爱和顺之风广被千里。先父（陶逸）性情淡泊，不因仕宦与否而愠喜。”

陶渊明在《命子》诗中列举祖先、祖德之后，意犹未尽，又特为“机神明鉴似魏武，忠顺勤劳似孔明”的近祖陶侃写了一首《赠长沙公》：“余于长沙公为族，祖同出大司马……”颂扬先祖功德。只是令陶渊明遗憾的是他的子孙很不争气，“命子”不成又“责子，”恨铁不成钢，只好与叔伯老弟陶敬远在《癸卯岁十二中作与从弟敬远》诗中叹息说：“寄意一言外，兹契谁能别？”意思是说敬远老弟啊，现在陶姓子孙有谁能记住契祖功德呀？恐怕也只有你我寄意言外传承契祖高德了啊。用陶渊明自己的诗句作品，来证明寻吾契，是寻找祖先，不是寻找契合知己，这才是陶渊明“高举寻吾契”之真谛。

再说第二类人物，是通过叙事牵出的3个隐蔽人物，即10号黄盖、11号陶侃、太守吕岳在开场白已经说明了，他是明暗两类人物都有其名的人物8号。诗曰：“奇踪隐五百，一朝敞神界。淳薄既异源，旋复还幽蔽。”这四句诗记载了武陵城两个历史事件。先说之一件，《诗记》中“奇踪隐五百，一朝敞神界。”这一句传统解释为桃源村民从秦到东晋五百多年历史，一朝发现暴露于外界。笔者相信，陶渊明这么大文学家，不会连这么简单数字都算不准，秦（前246—前210年）到东晋（公元420年）=686—666年，按晋太元中（公元376-396）年计算，怎么算也是600多年，差了一个多世纪，这种解释显然不符合数理逻辑，违背陶渊明本意。因此“奇踪隐五百，一朝敞神界”是陶渊明讲述发生在武冈县武陵城衙门府里的一段历史故事：三国时期的武陵郡太守黄盖仅有五百兵力镇守武陵郡，武陵蛮（也叫五溪蛮）首领沙珂摩率领五千蛮子军攻城略地，搅得武陵郡鸡犬不宁。黄盖为了剿灭五千武陵蛮，在武冈县治所衙门府武陵城摆下迷魂阵，吩咐副将韩当奇袭跟踪，利用智谋，引诱到武陵城内，敞开城门，放进一半武陵蛮反贼，一次一半的关门灭贼，斩 *** 数百人，黄盖在武陵城县衙门府亲手擒获诛 *** 了武陵蛮首领沙珂摩，城外还有一半武陵蛮群龙无首投降，黄盖赦免投降的武陵蛮回家，在武陵城五百兵巧战平定了五千武陵蛮叛乱，使神圣的武陵郡界安宁下来了。《三国志·吴书·黄盖传》有这一段历史故事记载，《武冈县志》也有同一历史事件记载。也就是说黄盖率领五百官军剿灭五千武陵蛮叛乱不是在武陵郡太守府，而是在武冈县武陵城衙门府。

再说第二件，《诗记》曰：“淳薄既异源，旋复还幽蔽。”这句传统解释为：桃源村民的淳朴与村外人的世俗浅薄异源不合，转身隐藏无处觅。笔者认为这种解释从字面意义说，似乎说得通，无可厚非。但是，把村外世界的人一概而论世俗浅薄有失偏颇，陶渊明也是村外世俗之人，他不可能把自己说成世俗浅薄，更不可能把桃源村外世界的人都贬低成世俗浅薄之人，不合符《桃记》本意。实际本意是陶渊明来到武陵桃源寻吾契时，讲述武陵城两个历史人物，一个是淳朴刚正的武冈县令陶侃，一个是浅薄粗俗的邵陵郡太守吕岳，两人政见异源不合，演绎出不同政绩的故事，转眼百年逝去，只有到史书上寻觅他们两人的身影了。《晋书·陶侃列传》记载了这段故事：“风化之本在乎人伦，人伦之正在乎设庠序（学校）。崇重庠序，教养人材，惠之渥也。故愚将置县学，所需铢钱八万贯（一千个铜钱为一贯），敢翼蠲[juān]免输课为拜。”此记意思是说：陶侃为武冈县令，他认为三国黄盖用武力剿灭武陵蛮不是更佳办法，而是要从提高道德教养，培养人才，办学育人入手，本县令准备在武冈开办地方学校，需要八万贯铢钱资金，请求郡府捐资承建，并免除学子学费为盼，拜托太守大人恩准。太守吕岳不给一文钱，还把陶侃恶训一顿：“庠序教化，明德知礼，圣人之至也。然物有大小曲直，置有轻重缓急。汝为县令，然先不问政而问学，岂非舍本逐末也哉？”陶侃一文钱未得到，不得已在民间筹集4万贯铢钱，缩小规模创办了武冈之一所县学宫，并亲手栽种学校大门口两棵银杏树，树下立碑为证（见图4）。太守吕岳恶训一顿尚不解恨，还将陶侃 *** 罢官：“黄庆为吏部令史时，举荐陶侃做了武冈县令。在任期间，受到太守吕岳排挤，就（逼着陶侃）辞官归（罢官）。”好在陶侃 *** 罢官后，得到荆州刺史刘弘重用，才有陶侃升为偏将、太守、刺史、大将军、太尉、大司马后话，创建了一代历史功绩，成为东晋开国元勋。而吕岳却一生浅薄粗俗，碌碌无为，名落孙山，当然看不到陶侃在武冈创建路不拾遗的武陵盛世桃源神界。

图：4陶侃创建的之一所武冈县学宫，校门碑记银杏树乃陶侃亲手所栽

第8-9号明码人物：“太守即遣人随其往，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闻之，欣然规往。未果，寻病终。后遂无问津者。”这是《桃记》结束语中的两个人物8号太守吕岳，9号刘子骥。这两个人物是陶渊明在公元421年高飞来到武陵桃源寻吾契，写《桃记》时，想起从前武陵桃源故事中的人物，不是公元421年实时中的太守和刘子骥。如果按实时计算，刘子骥公元421年是45岁，然而《晋书》记载刘子骥公元396年20岁就“病死了。”也就是刘子骥公元421年已经寻病终25年了，所以刘子骥是陶渊明在公元421年写《桃记》时，想起25年前的刘子骥寻病终，找不到世外桃源的人物。同样的道理，陶渊明能够想起25年前的刘子骥，为什么就不能想起一百年前的太守吕岳呢？所以太守吕岳是陶渊明在讲述武陵桃源“淳薄既异源，旋复还幽蔽”故事时，想起的故事中人物吕岳，不是公元421年还在邵陵郡府上当了“一百多年”的太守吕岳。陶侃也不是公元421年武陵城衙门府上的县令，史料记载陶侃在武冈当县令是公元300-303年，距离公元421年已经过去了118年，距离陶侃死亡也过去了87年，也就是说与陶侃故事中的太守吕岳也同样过去了118年。故此，《桃记》结尾中的太守和刘子骥两个人物，是陶渊明在公元421年写《桃记》时，想到的两个故事中的人物，这才符合逻辑，符合陶渊明《桃记》本意。太守吕岳已经在《诗记》“淳薄既异源，旋复还幽蔽”故事中讲述清楚了。下面就着重掰嗤掰嗤刘子骥话题。

刘子骥（376-396）恰与“晋太元中（376-396）”年谱相符，《晋书·隐逸传》记载：“刘子骥……尝采药至衡山，深入忘反。见有一涧水，水南有二石囷[qūn]，一囷闭，一囷开，水深广不得过。欲还，失道，遇伐薪人，问径，仅得还家。或说囷中皆仙灵方药诸杂物， 之（刘子骥）欲更寻索，终不复知处也。” 此记是说刘子骥因病，中医郎中告诉他需要几种草药，一般草药遍地可寻，唯“深山一滴血”草药难寻，中草药纲目记载“深山一滴血草药”生长在在悬崖绝壁上，或者生长于阴处的岩石缝及小谷底地方。于是刘子骥来到衡山涧水二石囷悬崖深处，也就是深山一滴血草药生长的地方，可惜进不去囷中未得此药。从刘子骥去的衡山涧水二石囷悬崖深处采药地方，认定刘子骥要采摘关键药引药材就是深山一滴血草药，从深山一滴血药材的药理作用分析，刘子骥患的是血液方面的疾病。有的资料上说刘子骥回到家，把他在衡山采药的事情，说给远亲陶渊明听了，于是陶渊明陪同刘子骥第二次来到衡山涧水，可惜找不到那个地方了，于是陶渊明陪同刘子骥转道西去奉家山（雪峰山）大溪河源头悬崖深处，陶渊明冒着生命危险，爬上了雪峰山大溪河源头渔川悬崖，采摘到了深山一滴血草药，但遗憾的还是未能挽救刘子骥的生命，一代高尚士刘子骥未能留下作品寻病终了，也就再也找不到理想的盛世桃源了。

从《桃记》刘子骥寻病终三字分析，陶渊明陪同刘子骥去了衡山、雪峰山寻药治病。寻是寻找，不是寻找病生找死，而是寻找草药治病无效死亡，说明刘子骥20岁“死亡”原因是医治无效病死，俗话说无病不死人。刘子骥衡山、雪峰山采药，不是郎中身份采药给别人治病，而是采药给自己治病，陶渊明帮助刘子骥寻药治病，这就是刘子骥、陶渊明两位高尚士为何干出郎中行医差事的真实原因，所以《桃记》说刘子骥寻病终了。第二个要掰嗤的问题是《晋书》等诸多资料上说“刘子骥是陶渊明的远房亲戚。”这点后人一致认可，无人提出质疑，认定刘子骥就是陶渊明的远房亲戚。那么刘子骥是陶渊明什么远房亲戚？却无人能说清楚。然而，武冈县文化局原文物组长王长永老师，根据武冈历史人物轶事和民间传说认定：陶侃在晋太康元年（公元300）上任武冈县令途中，在距离武冈县衙门15里的石羊渡大溪河洪水中救起一个10岁小孩，因小孩父母在洪水中淹死，小孩成了孤儿。陶侃救人救到底，收小孩为养子，因小孩姓刘，威溪村（今城步县威溪村）人，陶侃给小孩取名刘威溪，因此武冈百姓传颂陶侃在县令任上惩治懒汉玩耍别人稻穗、禁赌、办学、造船等诸多故事中的之一口碑——父母官（武冈还有明朝初年武冈知州白素大人收于子仁为养子，与亲子一起读书，被传为父母官轶事佳话）！建兴元年（公元313）陶侃任荆州刺史，给长大成人的养子刘威溪在荆州南阳郡谋了一个幕僚长史差事，刘威溪安家南阳。陶侃与刘威溪是养父子关系，刘子骥是刘威溪孙子，比陶渊明小10岁同辈，因此刘子骥是陶渊明的远房亲戚，其根源来自于陶侃与刘威溪乃养父子关系。但此说法缺乏史记文字佐证，这种地方人物轶事传说，在尚未找到史记文字依据前，作为认定参考还是可取之，是什么远亲关系？总得有个根源，不会平白无故。

那么陶渊明为什么把刘子骥定格为“高尚士？”有两段史记可以佐证。《世说新语》记载：“南阳刘驎之，高率善史传……荆州刺史桓冲将尽訏谟[xū mó]之益，征为长史，遣人船往迎，赠贶甚厚。驎之闻命，便升舟，悉不受所饷，缘道以乞穷乏。一见冲，因陈无用，翛[xiāo]然而退。”此记引出三个思考问题，之一，有可能荆州刺史桓冲是看在大名鼎鼎的陶侃在建兴元年（公元313）担任过荆州刺史，安排刘子骥爷爷刘威溪为荆州南阳郡幕僚长史，他这个时下荆州刺史也该关照刘威溪孙子刘子骥继任长史，这种官官相护的可能性应该还是有一定道理，从訏谟（尽力谋划关照）之意便可证实。还有一个原因，陶渊明在29岁时出任过江州祭酒，在官场上小有名气，很可能向荆州刺史桓冲推荐过远亲刘子骥出仕做官，桓冲才答应征用刘子骥为幕僚长史，因为刘子骥推辞不受，陶渊明深表遗憾，于两年后的隆安二年（公元398），陶渊明亲自代替刘子骥入桓玄（桓冲是桓玄叔辈）幕任长史，说明陶渊明与桓家军有着官运联系。介于陶侃和陶渊明的官场关系，才使得不到20岁的刘子骥名声显赫，受到官方重视。要不然一个住在阳岐坡上的村野小人，怎么会在官场名声大振？甚至有人认为，刘子骥之所以留在史册里，是因为陶渊明在《桃记》里书写了刘子骥一笔，才有刘子骥史记后话，否则，刘子骥没有任何理由能载入史册里。第二，说明刘子骥确实文化高尚，荆州刺史桓冲才征其为长史，可惜刘子骥说自己不才无用，翛然辞官退隐而去。第三，说明刘子骥道德比才华更高尚，把桓冲刺史送给他的甚厚赠贶分发给了穷人，与村人互通有无。最能表现刘子骥道德高尚的则是《世说新语》记载的另一记事：“去驎之家百余里，有一孤姥，病将死，叹息谓人曰：‘谁当埋我，惟有刘长史耳！何由令知。’驎之先闻其有患，故往侯之，值其命终，乃身为营棺殡送之。其仁爱隐恻若此。卒以寿终。”此记说距离刘子骥家阳岐有百余里地方，有位孤寡老太，在即将死亡之前对人叹息说：谁能埋葬我？惟有刘长史（刘子骥）能做到，哪位能帮我通知他？当刘子骥得知孤姥病得快死了，立即前往照顾伺候，直到孤姥命终，出资买棺材埋葬了她。刘子骥高尚的恻隐爱心，使得孤姥太太安详的卒以寿终，完美的寿终正寝，入土为安。从以上史记证明，刘子骥道德高尚比他文化高率善史传更高雅，所以，陶渊明把刘子骥定格为“高尚士。”只是可惜刘子骥20岁就寻病终了，验证了那句“好人命不长”的俗话。

故此，陶渊明用高尚士刘子骥和浅薄粗俗的太守吕岳作为《桃记》结尾，有其深刻寓意。刘子骥看不到悠然自乐的盛世桃源是因为“寻病终。”而太守吕岳则是昏官，发现不了陶侃千里马。所以“太守即遣人随其往，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找不到陶侃创建的武陵盛世桃源。

最后，再来牵引梳理汇总一下：《桃记》因为是文学作品，按照文学创作惯例，不直呼其名，总是用相关联别称或代词替代，陶渊明巧妙的运用了别称来记叙：武冈-武陵，都梁兰花草-芳草，云山四贤（或云山四人）-商山四皓，卢生、侯生—方士贤者，陶、邓御史—邑人（长官），太守—吕岳，吾—陶渊明，远祖子契—近祖陶侃，唯刘子骥直呼其名。《桃记》以高举寻吾契为宗旨，寻找近祖陶侃为官武陵城之足迹，牵出了武陵桃源一系列的故事，其故事无不与契祖人物陶侃有关，与武陵城官府衙门有关，与武陵历史有关，与武陵景色有关，一切围绕寻吾契展开故事，契祖陶侃是主线人物，以陶侃少时捕鱼为业，青年业渔梁吏，中年为官武陵城展开故事，把武陵景色、历史、典故、人物写了个透彻，特别是《桃记》两类人物11人，都在武冈武陵桃源找到了历史依据佐证，让人不可不信。请问有争议的桃源中，哪个“桃源”有商山四皓一样的卢、侯、陶、邓四贤人隐居？何处“桃源”有陶渊明《桃记》中11人物？唯武冈桃源独有！这还需要争议吗？

（铁道作协：黄祥明\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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