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辨欣然规往与“欣然亲往”盛大林

也辨“欣然规往”与“欣然亲往”

盛大林

（北京大学 新媒体研究院，北京 ）

摘要：至少二百多年前，《桃花源记》“规往”与“亲往”之争就已开始，因为钱锺书的介入及各种出版物的全面更改，一字之争再引众议。究竟孰对孰错？本文自古籍版本的考证出发，从事理逻辑及谋篇构思的角度深入分析，并援引传世墨迹加以佐证，从而得出了明确的结论：钱锺书等人主张“规往”的理由不能成立，“亲往”才更符合上下文意及作者原意。在此基础上，本文列举了因为“规往”而带来的文字混乱，呼吁正本清源，回归“亲往”。

关键词：桃花源记 陶渊明 欣然规往 欣然亲往

王文濡精校评点《古文观止》的页面

喜欢读古籍。线装，竖排，繁体。这样的书捧在手里，有一种与古贤对话的感觉。

日前从旧书网店淘到一本中华书局出版、王文濡（1867—1935）精校评点的《古文观止（下）》。虽然不是线装，但自然发黄的纸质却散发着历经岁月的古香味儿。因封底和版权页残失，已不知出版于哪一年。据经验判断，可能为民国时期的版本。随手翻阅，就看到了陶渊明的《桃花源记》。这是我很喜欢的篇章，所以就读了下去。看到最后一句，忽然感觉不对。“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闻之，欣然亲往，未果。寻病终。”怎是“欣然亲往”呢？不是“欣然规往”吗？赶紧查证，发现自己并没有记错：现在出版的《古文观止》，包括中学语文教科书中的课文，采用的基本上都是“欣然规往”。那么，是王文濡和中华书局错了吗？再细查，才发现：这竟是一个已经打了数百年的文字官司！

清代学者王应奎（1683—约1760）在《柳南随笔》卷三中说：“读书须读古本，往往一字之误，而文义遂至判然……又《桃花源记》‘欣然规往’。规，画也。规（規）字与亲（親）字笔画相近，今本亦多误刊，而不知既云‘亲往’，下文不应又说‘未果’矣。”也就是说，至少二三百年前，“规”与“亲”之争就开始了。

古代的印刷技术不发达，文书传承大多依靠手抄。虽然宋代毕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但未能得到广泛的应用推广。即使到了清代，抄书仍然非常普遍。乾隆时期编修的大型丛书《四库全书》（共79338卷，36000余册，约8亿字），分藏全国各地的七部都是手工抄写出来的，多达3800多人参与其中！而手抄难免笔误，虽然还有校勘，误写仍然常见。尤其是字形相近的汉字，误写的概率更高。比如，古文中繁体的“親”和“規”非常相像，一不留神就会错写误刻。可以推断，《桃花源记》之所以出现“规往”和“亲往”两种版本，应该是抄写手误导致的。那么，到底哪个字为正、哪个字为误呢？

一， 古今中外的各种版本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龚斌在《陶渊明集校笺（修订本）》的例言中说：《陶渊明集》最早的版本是梁萧统编的八卷本，之后北齐阳休之编成十卷本。北宋时，流行的陶集有数十种之多，淆乱纷杂，真伪难辨。“《陶渊明集》因无数次转写翻刻，鲁鱼亥豕，触目皆是，早在宋时就有‘校之不胜其异，有一字而数十字不同者，不可概举’之叹。此乱大多是因转写致误，也有一些是后人臆改。”

现代著名学者钱锺书（1910—1998）在《管锥编》中说：“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闻之欣然，亲往未果，寻病终。”按陶澍（1779—1839）注《陶靖节集》卷六作“规往”，注：“焦本云一作‘亲’，非”；是也。“欲往”可曰“未果”，“亲往”则身既往，不得言“未果”矣。“规”字六朝常用，如《魏书·孟表传》：“云是叔业姑儿，为叔业所遣，规为内应”，又《尔朱荣传》：“我本相投，规存性命”，皆谓意图也。

毛氏汲古阁也曾收藏过宋版《陶渊明集》。汲古阁创始人毛晋的次子毛扆（1640—1713）在《汲古阁珍藏秘本书目》中说：“宋版《陶渊明集》二本，与时本夐然不同。如《桃花源记》中‘闻之欣然规往’，今时本误作‘亲’，谬甚。”这段话被后世校勘家一再引用，是“规往”说的源头。

曾纮本《桃花源记》中为“规往”

清代的黄丕烈（1763—1825）“喜藏书，搜购宋本图书百余种，专藏一室，名为‘百宋一廛’。”嘉庆九年（1804），他约请著名校勘家顾广圻（1770—1839）撰写了《百宋一廛赋》，并亲自为此赋作注释。《百宋一廛赋》有一节专门提到了黄所收的宋本《陶渊明集》：“尔其陶诚夐世，签题元笔。规往之外，几尘屡拂。”黄丕烈注曰：“《陶渊明集》十卷，每半叶十行，每行十六字，汲古阁珍藏秘本目云‘与世本夐然不同……签题系元人笔，不敢易去。’云云，即此本也。”

现代文史学者范宁（1916—1997）曾在一篇题为《怎样学习中国古代文学》的文章中提到：“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古人作品，手稿是极少的，一般都是传抄的，宋代以后有刻印，但仍旧有人抄写。抄错了，刻错了，总是难免的。有一篇很有名的文章，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其中有一句‘闻之，欣然规往’。苏轼抄本和后来的一些刻本都作‘亲往’，只有一个宋刻本作‘规往’。的确，‘亲往’比‘规往’好懂，但下面接着说：‘未果，寻病终。’既然‘亲往’就是去了，怎么又说‘未果’，不是自相矛盾吗？看来‘亲’是错字，应该作‘规’。‘规往’就是打算去。古人作品中这样的错字是不少的。”

北京大学教授袁行霈在《陶渊明集笺注》中说：“规，绍兴本、李注本作‘亲’。非是。”在袁行霈编校出版的多本《陶渊明集》中，选择的都是“规往”。

明清时期的藏书家、校勘家们言之谆谆，刻版印行的实际情况如何呢？对此，笔者查阅了大量选有《桃花源记》的古籍和图书——

上海涵芬楼藏元翻宋本原书版《四部丛刊集部·笺注陶渊明集》中为“亲往”。

近藤元粹纯叔评订《陶渊明集》（明治二十七年，日本青木嵩山堂梓）中为“亲往”。

《古文观止》（吴楚材、吴调侯选，光绪二十八年新化三味堂重刊）中为“亲往”。

《古文观止》（许啸天译注，沈继先校订，群学社民国十八年版）中为“亲往”。

《陶渊明集》（影印苏写本，线装书局2000年出版）中为“亲往”。

《陶渊明集》（上海群众编辑部校点，上海群众图书公司民国十五年版）中为“亲往”。

《陶渊明集》（傅东华选注：商务印书馆民国十六年版）中为“亲往”。

《陶渊明集》（大新编辑部校点，大新书局民国二十四年版）中为“亲往”。

《陶渊明集》（王瑶编著，中华书局1956年版）中为“规往”。

《古文观止》（吴楚材、吴调侯选，中华书局1959年版）中为“亲往”。

《陶渊明集》（逯钦立校注，中华书局1979年版）中为“规往”。

《古文观止译注》（阴法鲁主编，吉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中为“规往”。

《陶渊明集浅注》（唐满先注，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中为“规往”。

《陶渊明集校注》（孙钧锡著，中州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中为“规往”。

《陶渊明集注》（金融鼎编注，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中为“规往”。

《陶渊明集译注》（魏正申著，文津出版社1994年出版）中为“规往”。

《陶渊明集校笺》（龚斌校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中为“规往”。

从以上17本著作中可以看出：1950年代之前基本上都是“亲往”，1950年代之后“规往”卷土重来，1980年代之后则基本上都变成了“规往”。

文徵明书《桃花源记》中为“亲往”

除古籍文献外，历代传世的书法作品也可作为佐证。因为《桃花源记》是一篇脍炙人口的经典名篇，历来为文人书法家们所喜闻乐书。传世的经典书法作品，同样具有版本价值。几经检索，笔者共找到了10位古代文学艺术家书写《桃花源记》的墨迹，他们是：明代著名书法家、文学家文徵明（1470—1559），明代著名理学家、蕺山学派创始人刘宗周（1578—1635），明末清初著名画家、金陵八大家之一龚贤（1618—1689），明末清初著名书画家朱耷（1626—约1705），清代著名书画家、“扬州八怪”之一郑板桥（1693—1765），清代著名书画家、“扬州八怪”之一黄慎（1687—约1770），清代经学家、文学家洪亮吉（1746—1809），清代著名学者、书法家、校勘家何焯(1661—1722），清代书法家、收藏家蒋天寅（生卒年不详）、清代书法家周仪（生卒年不详）。其中，郑板桥和蒋天寅书写的《桃花源记》没有最后一段，其余8人中，只有朱耷写为“规往”，其他7位写的都是“亲往”。

由此可见，虽然明代以降几位收藏家或校勘家不断地大呼“谬甚”且“几尘屡拂”，但并未得到刻印界及文艺界的认同。毛扆、黄丕烈等人开口“时本”、闭口“世本”，其实这两个词本身就潜含着自己的“版本”非主流的意思，因为“时本”或“世本”才是通行的版本。

刘宗周书《桃花源记》中为“亲往”

二， 上下文意及其情理逻辑

“规往”为什么得不到普遍的认同？因为他们的理由经不起推敲。

“闻之，欣然亲往，未果。寻，病终。”翻译成白话就是：“（刘子骥）听说有人发现了一个桃花源，很高兴地亲自前去寻找，但没有找到。不久，他就病逝了。”自然承接上文，非常合情顺理。用范宁先生的话说，就是“好懂”。

但王应奎等人却把这句话解释为“……很高兴地规划前去寻找，但没有实现。”所谓“没有实现”就是计划没有落实、没有去寻找。他们认为，既然“亲往”了，就不能说“未果”，因为二者“自相矛盾”，所以倒推出“亲往”是错的。这种说法实在莫名其妙。去找了，没找到，再正常不过。此前，武陵太守已经派员随渔人去找过，也没有找到，连渔人自己都找不到了，怎么就“自相矛盾”呢？原本很“好懂”的句子，偏要绕来绕去，简单问题被复杂化。关于这一点，下文还将专门论证。

黄慎书《桃花源记》中为“亲往”

自给自足，环境优美；没有赋税，没有战乱；邻里和睦，怡然自乐。这样的“世外桃源”，无人不心向往之。听说发现了这样的地方，正常人的之一反应是什么？当然是兴奋异常，迫不及待地要去寻找！武陵太守的表现就是这样的——他听完渔人的汇报，“即遣人随其往”，片刻也没有耽搁。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刘子骥应该怎么做？当然是“欣然亲往”，而且也应是“随即”。然而，王应奎们却硬要刘子骥做个“规划”，竟然还没有成行，这不是很滑稽吗？

“欣然亲往，未果。寻，病终”与“后遂无问津者”也存在内在的关联。正是因为连像刘子骥这样的人物都未能找到桃花源，所以别人都死了这条心。如果刘子骥没有去找过，其他人为什么都要放弃呢？

《晋书·刘驎之传》记载：“刘驎之，字子骥，南阳人，光禄大夫耽之族也。驎之少尚质素，虚退寡欲，不修仪操，人莫之知。好游山泽，志存遁逸。”“尝采药至衡山，深入忘反，见有一涧水，水南有二石囷，一囷闭，一囷开。水深广，不得过。欲还，失道，遇伐弓人，问径，仅得还家。或说囷中皆仙灵方药诸杂物。驎之欲更寻索，终不复知处也。”“车骑将军桓冲闻其名，请为长史，驎之固辞不受。”“驎之虽冠冕之族，信义著于群小。”“去家百里，有一孤姥，病将死，叹息谓人曰：‘谁当埋我？惟有刘长史耳’！驎之先闻其有患，故往候之，值其命终，乃身为营棺殡送之。”《晋书·刘驎之传》称刘子骥“居于阳岐”。《世说新语笺疏》在笺疏中称：“水经注三十五云：‘江水又右径阳岐山北，山沈大江。’寰宇记一百四十六云：‘阳岐山在石首县西一百步。’”也就是说，刘子骥不仅真有其人，而且确实是“好游山泽，志存遁逸”的信义高洁之士，甚至还曾有过“寻索”仙境的经历！

桃花源本是想像之境，陶渊明当然心知肚明。既然虚构故事，为什么要把一个真实人物写进去呢？孙钧锡《陶渊明集校注》在文后的注释中也引用了《晋书·刘驎之传》中那个“寻索”仙灵方药的记载，并分析说：“这是晋时流传很广的一个故事。诗人加以改造附会于此，目的是借刘子骥的真实姓名，以增强作品的真实感。”笔者认同这个观点，同时认为刘子骥的植入还有另外一个功能，那就是给这个故事画一个圆满的句号。作为“小说家”，他要努力让读者相信桃花源的存在，但又不能让世人真去寻找，因为桃花源纯属虚构。若使世人纷纷探寻，就有诓人欺世之嫌。但这两个目标显然存在悖论式的冲突。那么，谁能完成这个任务呢？“惟有刘长史”！他“好游山泽，志存隐逸”，甚至有过“寻索”仙灵方药的经历，听说有人发现了“世外桃源”，他肯定会“欣然亲往”。更重要的是，刘子骥声名远播，公信力高。既有经验，又有公信——他的亲往，可以让人相信发现桃花源之事并非空穴来风；寻之未果，又可以让世人断了继续寻找的念头——连刘子骥都没有找到，其他人也就别再枉费心机、浪费时间了。于是，水到渠成，“后遂无问津者”。前文大肆铺陈是“放”，最后借力挽结为“收”。在这虚实相生、收放自如之中，闹得沸沸扬扬其实子虚乌有的“大发现”就此了结，这篇文章也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但这样的巧妙构思及情理逻辑有一个环节非常重要，那就是刘子骥的“亲往”，因为他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如果他没有去找，上述两种效果都无从谈起。

郑板桥书《桃花源记》没有最后一段

从行文的角度说，如果刘子骥只是有去寻找的想法，而没有付诸行动，那就根本没有必要写他。写了，还不如不写。搬出一个神奇人物，有心动却没行动，犹如 *** 蛇尾、狗尾续貂。另外，刘子骥“闻之”，却没有马上去找，计划最终还流产了，这说明什么呢？最容易想到的原因就是：他不重视，或不相信——这难道不是这篇文章的失败吗？

清代书法家郑板桥和蒋天寅书写的《桃花源记》都没有最后一段，即以“不复得路”结尾，未知是否与“规往”有关。存疑。

蒋天寅书《桃花源记》也没有最后一段

三， “未果”到底是什么意思？

“规往”说否定“亲往”，是从“未果”倒推出来的。既然“亲往”就不能再说“未果”，既然“未果”就不会是“亲往”，“亲往”与“未果”自相矛盾，这就是“规往”说唯一且关键的依据。所以，厘清“未果”的涵义非常重要。

“未果”一词最早可能就是出现在《桃花源记》中。在“亲往”说和“规往”说的两种解释中，“未果”的意思是有差别的。前者对“未果”的解释是“没有结果”，即（某种行动）没有得到想要的结果，在《桃花源记》中就是没有找到桃花源的意思。而后者把“未果”解释为“没有实现”，即规划没有变成行动，也就是说最后的结果是（刘子骥）没有去寻找桃花源。也正是因为“没有去找”，所以才说“亲往”与“未果”自相矛盾。显而易见，两种解释都是为了自圆其说。换句话说，如何解释“未果”，直接影响前文的判断。那么，“未果”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洪亮吉书《桃花源记》中为“亲往”

古文中，“未果”并不鲜见。笔者很容易就从古籍中找到了几个含有“未果”的句子。其中有些句子的“未果”，确如王应奎等人所言，是“没有实现（计划）”或“（意图）没有变成现实”的意思，比如——

“游闻李彦死，自知不安，欲逃去，未果。”（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百五十梁纪六）

“欲……未果”，这个句子特别符合钱锺书所设置的语境。但并非所有的“未果”都处在这样的语境中。比如——

“朱熹进对，以为言，又约吏部侍郎彭龟年同劾之，未果。”

《宋史》中这句话的“未果”，显然是说朱熹和彭龟年共同弹劾侂胄没有成功，而不是说弹劾没有变成行动。如果按照钱氏的说法，这段话也是前后矛盾的。实际上，这样的句子还有很多。再如——

“元淳自奉俭约，在官惟日供韭一束。喜接诸生，讲论至夜分不倦。屡乞病未果，竟以劳卒于官。”

这一段出自《清史稿》。此中“未果”也是“没有结果”之意，即屡次称病辞官没有得到批准，最终死在任上。按照“规往”说的理论，既然“屡乞病”，就不能说“未果”了。这显然是荒谬的。

朱耷书《桃花源记》中为“规往”

由此可见，“未果”的涵义既可以是“没有实现”，也可以是“没有结果”。具体怎么解释，要看具体语境。其实，“没有实现”也只是“没有结果”的一种表现。王应奎等人偏执于一义，把“没有实现”作为“未果”的唯一解释，并以此作为逻辑前提，从而倒推出了“亲往”“谬甚”的结论，实在荒唐！

实际上，直到今天，“未果”仍被经常使用，而且涵义大都是“没有结果”。比如这些新闻标题——

“乐清遇害女孩朋友曾7次求助平台未果”

“叶永青抄袭事件未果，另一抄袭事件又开始了！”

“女大学生应聘52次未果崩溃，自 *** 3次！”

“2019年全景视觉翻拍孔子像索赔未果”

这样的例子俯拾即是，不胜枚举。

至于前文所引钱锺书对“规往”的注释文字：“‘规’字六朝常用，如《魏书·孟表传》：‘云是叔业姑儿，为叔业所遣，规为内应’，又《尔朱荣传》：‘我本相投，规存性命’，皆谓意图也。”只能说明“规往”中的“规”字在这里可以说得通，并不意味着“亲往”是错的。反观“亲往”之“亲”，无人不解其意，连提供旁证的必要都没有。

可见，“规往”说对“未果”存在严重的误读，导致对全句的误解和误判。

何焯书《桃花源记》中为“亲往”

四，几个值得注意的细节

在主张“规往”的古籍版本中，“规往”二字的下面，都会用小字注明“规，一本作‘亲’”等字样，但在其他众多主张“亲往”的版本中，“亲往”二字的下面却都没有“亲，一本作‘规’”之类的小注。“亲往”版的编选者都不知道“规往”之说吗？应该不会。如果知道，为何不注？笔者以为：可能是觉得“规往”明显错误，不必注明。

同时，“规往”的编选者都会在前言、例言或序言中，专门提到“规往”，并加以论证。“规往”选本的收藏者，甚至还会专门写文章为“规往”呐喊。但“亲往”的编选者，却从来不提“规往”——文中没小注，前言也不提，更不写文章回应，就像“规往”不存在一样。这又是为什么呢？笔者以为：可能是认为所谓“矛盾”荒诞不经，不值一驳，所以选择了无视。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最早为“规往”辩护的毛扆和后来积极跟进的黄丕烈都是“规往”说宋刻《陶渊明集》的收藏者，他们在指谬“时本”的时候，那个“宋本”正在他们手里。作为收藏家，他们当然倾向于认为自己收藏的版本是正确的。在证据学理论及司法实践中，利益相关者的口供或书证，证明力是比较弱的。对此，后人不可不察。

周仪书《桃花源记》中为“亲往”

五，“规往”带来的文字混乱

一直通行的“亲往”，突然被改作“规往”，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首先是造成了出版界的混乱。同为中华书局，1956年出版的《陶渊明集》把以前的“亲往”变成了“规往”，1959年出版的《古文观止》又变为“亲往”，后来又变成了“规往”，翻来覆去，莫衷一是。1980年代以来，虽然绝大多数出版物都改成了“规往”，但也还有一些出版机构坚持“亲往”，比如岳麓书社1984年10月出版的《古文观止（言文对照）》。此外，知识界的混乱也不可避免，不时有人表示困惑或提出质疑。

《文史知识》2006年第3期刊登过一篇读者与专家的问答，专门是为了“规往”的。来信不长，全文如下——

我父亲今年89岁，高小毕业，记得年轻时所读课文《桃花源记》中有“欣然亲往”句，而现中学语文皆为“欣然规往”，到底是“亲往”还是“规往”？此事已困惑父亲多年，四处探究毫无结果。父亲脾气耿直，遇事较真。虽年事已高，但耳不聋眼不花，心情好时，还可提笔写几页蝇头小楷，只是为此事耿耿于怀。每次回农村老家他总是念叨此事。请您在百忙之中帮助查一查，此文新旧版本为何不同？到底原文是何字？又是如何演变的？

该杂志编委、知名学者白化文教授作了长达六七百字的解答。他认为应该是“规往”，所引的核心证据也是钱锺书的那段文字。这种观点及论证的荒谬性，上文已经辨析，这里不再赘述。《桃花源记》是一篇脍炙人口的经典文章，但凡读过或学过的人都会印象深刻，甚至倒背如流。相信很多经历了从“亲往”至“规往”之变的读者都会一头雾水。从这篇问答可以看出，因为中学教科书及各种出版物把“亲往”改为“规往”，带来了语言文字的混乱，令很多人无所适从。

龚贤书《桃花源记》中为“亲往”

《咬文嚼字》2002年第10期还曾发表过一篇题为《“未果”是“没有结果”？》的文章，署名“爱农”。这篇五六百字的文章是专门“指正”《人民日报》的，而“错误”就出在“未果”上。先照录该文的之一段——

《人民日报》2002年4月18日第3版刊登了一组消息,标题是“鲍威尔与阿拉法特会谈未果”。乍看标题,疑窦丛生。据我所知,鲍威尔与阿拉法特不是举行了两次会谈吗,怎么说会谈没能举行呢?细读消息内容,说的是:“美国国务卿鲍威尔17日在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拉法特被围困的拉姆 *** 官邸结束了同阿拉法特的第二次会谈，会谈没有就在本地区实现停火等问题达成协议。”原来如此！

这篇文章称《人民日报》的标题有语病，认为既然会谈举行了，就不能说“未果”。若说“未果”，就是会谈没有成为事实。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作者在第三段援引了《桃花源记》，这也是此文唯一的论据——

说到“未果”，我们的脑海里自然会浮现出陶渊明《桃花源记》中的句子：“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闻之，欣然规往。未果，寻病终。后遂无问津者。”意思是说，刘子骥听说有桃花源这个地方，高高兴兴地打算着去。这个打算没有实现，不久病逝，以后再也没有人去访求了。显然，这里说的是没有去成，而不是没有找着。有没有成为事实与有没有得出结果，二者存在重大差别，决不可以混为一谈。像《人民日报》的这组消息，标题还是改作“鲍阿会谈未能取得成果”为宜。

古往今来，“未果”都有这种用法，竟然被认为是“语病”。作者显然没有对“未果”作任何的考证，他判定《人民日报》犯错的主要依据就是《桃花源记》中因为“规往”而对“未果”作出的解释。殊不知，这个解释才是错误的，“未果”原本就有“没有结果”的意思。不过，有一点作者没有说错，那就是一说起“未果”，人们首先就会想到《桃花源记》，因为在含有“未果”的文章中，《桃花源记》流传最广，影响因子更高。

假作真时真亦假，谬为正时正却谬。岂不悲哉？！

六，为何突然全面大更改？

一二百年时间里，校勘界没有人再站出来主张“规往”，“亲往”几乎成了标准版本。为什么会发生大逆转呢？没有人对此作出明确的解释。在上文列举的6本1980年代之后出版、改“亲”为“规”的书中，只有3本对改动作出了说明，从中可以窥出一些蛛丝马迹。

阴法鲁在他主编的《古文观止译注》（1981年出版）中为“规往”所作的注释称：“规：原作‘亲’，据《拜金楼丛书》本《陶靖节诗集》改。”陶澍注《陶靖节诗集》确实作“规往”，但几百年前即是如此，为什么现在才循而改之呢？这个说法不能服人。

孙钧锡的《陶渊明集校注》（1986年出版）也采信了“规往”。该书在内容提要中说明“本书以清陶澍《靖节先生集》为底本，改编体为编年，并参考各本，去伪存真，力排异文，为恢复陶著本来面目，较好地体现陶渊明思想发展状况，做了大量工作。”也是把陶澍捡起来了。

龚斌《陶渊明集校笺》（1996年出版）在为“规往”所作的注释中引用了陶澍本原校：“焦本云，一作‘亲’，非。苏写本、李本作‘亲’。曾本云，‘规往’下一本有‘游焉’二字。汤本、咸丰本同。按，作‘规’是。”——又是陶澍！

陶澍的“规往”已经沉寂了二三百年，几乎被人淡忘。况且，史上为“规往”张目的学者并非只有陶澍，王应奎、毛扆、黄丕烈都是“规往”的吹鼓手，而且王应奎主张“规往”还早于陶澍。为什么当代学者突然都开始采信“规往”，而且都只提陶澍呢？龚斌在《陶渊明集校笺》的注释中引用陶澍本原校之后，又在后文的笺注中引用了钱锺书《管锥编》中的那段札记，而钱的札记就是先引用了陶澍的那段话，然后作出了进一步的诠释。

脉络是不是昭然若揭？笔者觉得：上述三人很可能都受到了钱锺书的影响。

1979年8月，《管锥编》一套四册（后来增编为五册）由中华书局出版。一时间洛阳纸贵，钱锺书声誉鹊起。在学术界，钱氏一言九鼎，俨然成了权威。《管锥编》引用了陶澍，学者们都跟着“言必称陶澍”；钱锺书说“规往”是对的，大家都跟着说“亲往”是错的。中国向有跟风盲从的风气，发生这种情况倒也不足为怪。

当然，在《管锥编》出版之前，逯钦立校注的《陶渊明集》已于1979年5月出版，王瑶编注的《陶渊明集》更是早在1956年8月就已发行，但他们的影响显然远远不及钱锺书。况且，二人只是作了与前人不同的异文选择，却未阐释其中的缘由。所以，起决定性作用的应该是钱锺书。

七，结语

综上所述，可以得到三个基本的结论——

（一） 事实层面：自宋代有刻本传世以来的几百年里，“亲往”一直是绝对的主流。大约1950年代之后，“规往”卷土重来，1980年代之后反辅为主。

（二） 学理层面：所有主张“规往”的人，所持的都是同一个理由，即发端于毛扆的“谬甚”论，后来衍生出“自相矛盾”说。但，这个理由并不成立。

（三） 文艺层面：从语境及行文来看，“亲往”比“规往”更加合情合理，也更加跌宕起伏，并富有文学性。

因此，笔者认为：真正“谬甚”的不是“亲往”，而是“规往”。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出于对传统文化经典的敬畏，也为了文化传承的准确性和连续性，应该正本清源，将《桃花源记》中的“规往”恢复为“亲往”。

“Plan to go with ” or “ Go with in ”?

——A on the in Tao ’ -

Sheng Dalin

( of New Media, , ,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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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words: - ; Tao ; plan to go with ; go with in

【注释】

作者简介：盛大林（1968—），男，河南信阳人，北京大学新媒体研究院，主要从事互联网史、 *** 评论、文字学等方面研究。

王应奎：《柳南随笔》，王彬、严英俊点校本，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卷三，第56页。

龚斌：《陶渊明集校笺（修订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4页。

钱锺书：《管锥编》第四册，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版，1228页。

顾广圻、黄丕烈注：《百宋一廛赋》，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八年（1939）版，第1页、第12页。

范宁：《怎样学习中国古代文学》，北京：《文史知识》1983年第8期，第4页。

袁行霈：《陶渊明集笺注》，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483页。

（元）李公焕集录：《四部丛刊集部·笺注陶渊明集》，上海：商务印务馆民国十八（1929）年影印，第二册，卷五。此书为手抄影印本，“親”的左半部分“亲”写成了“耒”，此亦为抄写手误之一例。

（日）近藤元粹纯叔评订：《陶渊明集》，日本：青木嵩山堂梓明治二十七（1894）年版，第二册，卷五。

（清）吴楚材，（清）吴调候选：《古文观止》，新化三味堂重刊，下册，卷三，第14页。

许啸天译注，沈继先校订：《古文观止》，上海：群学社民国十八年（1929年）版，第七集，第23页。

（晋）陶渊明：《陶渊明集》，北京：线装书局2000年版，卷六，第46页。

陶渊明著，群众编辑部校点：《陶渊明集》，上海：上海群众图书公司民国十五年（1926年）版，第三辑第101页。

（晋）陶潜著、傅东华选注：《陶渊明集》，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十六年（1927年）发行，第45页。

（晋）陶渊明著，大新编辑部校点：《陶渊明集》，上海：大新书局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版，第三辑第101页。

王瑶编注：《陶渊明集》，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93页。

（清）吴楚材、（清）吴调侯选：《古文观止》，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下册第291页。

逯钦立校注：《陶渊明集》，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66页。

阴法鲁主编：《古文观止译注》，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35页。

唐满先：《陶渊明集浅注》，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51页。

孙钧锡：《陶渊明集校注》，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08页。

金融鼎：《陶渊明集注》，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68页。

魏正申：《陶渊明集译注》，北京：文津出版社1994年版，第372页。

龚斌：《陶渊明集校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403页。

（唐）房玄龄等撰：《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8册（共10册），第2447页。

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任诞第二十三，第751页。

孙钧锡：《陶渊明集校注》，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08页。

司马光编著，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全二十册）》，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10册，第4680页。

（元）脱脱等著：《宋史（简体字版）》，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版，卷三百九十二，列传之一百五十一，第9443页。

赵尔巽 等撰：《清史稿》（列传二百六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43册，第12997页。

阙勋吾等译注，陈蒲清校订：《古文观止（言文对照）》，长沙：岳麓书社1984年版，第16页。

白化文：《桃花源记中的“规往”》，北京：《文史知识》2006年第3期，第126页—127页。

爱农：《“未果”是“没有结果”？》，上海：《咬文嚼字》2002年第10期第23页。

阴法鲁主编：《古文观止译注》，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35页。

孙钧锡：《陶渊明集校注》，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扉页。

龚斌：《陶渊明集校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404页。

龚斌：《陶渊明集校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40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