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桃花源的“神秘感”到“刘子骥”

回答一下之一个问题。相对于知乎上充斥着的恐怖脑洞，这样的问题才有价值。

我们不妨从桃花源的“神秘感”从何而来这一角度来思考“刘子骥”的作用。

（一）

首先，作品既已交代了偶遇桃花源的武陵渔人即便“处处志之”，也“遂迷，不复得路”，为什么还要写刘子骥规往未果的事？武陵人的“不复得路”已然表现出了桃花源神秘难寻，刘子骥的故事是否重复而多此一举呢？

这个故事给桃花源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是肯定的。关键是这层神秘色彩是怎么蒙上的。

我们不妨进行“比较”。

“如果把刘子骥的故事去掉会怎样？”我曾在课堂上对学生如此发问。学生能很快反应出或许写两个人找不到，更证实了桃花源的虚幻。我当即承认学生的发现，并接着做假设——我们称发现桃花源的捕鱼人为“捕鱼人A”，那么能不能把刘子骥的事例换做另一个捕鱼人——“捕鱼人B”的呢？学生马上关注到两个寻而未果的人“职业”是一样的。他们又做出猜测，或许写不同职业的人都找不到桃花源，更有说服力。

于是，我引导他们进行第三次比较，把“捕鱼人B”换做伐木人、铁匠、牧羊人，等等。

此时，大部分学生凭本能的语感觉得还是用刘子骥的材料更好，但却又说不清为什么非刘子骥不可。但他们不得不承认，此处若只是写不同职业的人并不能如原文那般表现桃花源的神秘。

于是我提醒他们注意武陵人的背信弃义和追名逐利，再注意作者特意交代的信息，刘子骥是“高尚士”。那么答案就顺理成章了——

武陵人一出桃花源便把自己对桃花源中人的承诺（虽然并未直接写出）抛到九霄云外，“处处志之”，而且“诣太守，说如此”。读者读到这里，基本会做出这个推测：他找不到桃花源，是由于道德品质的问题。但到底是不是这样呢？不知道，这只是一个合理的推测，心里留一悬疑。结果再往下一看，发现猜错了，找不到桃花源根本与道德无关——因为作为“高尚士”的刘子骥也找不到。于是，唯一的猜想又被推翻了，便升起了一更大的疑问——他们到底为什么找不到呢？

所谓“神秘感”、“神秘色彩”，便是由此而来。

（二）

作者在叙写刘子骥寻找桃花源这件事时，除了通过强调他与武陵人品行相反而结果相同（都找不到桃花源），从而表现桃花源的神秘之外，还特意交代了他的籍贯——南阳。

如我们所知，我们的文化传统特别重视籍贯。如著名学者孙绍振先生所说，“在农业社会，一家一户依附于土地，人可以搬家，祖祖辈辈出生的土地不能移动，人和土地的联系是长期不变的”，正是由于这种联系的稳定性，所以对于籍贯的强调，也就是对于所写人物真实性的强调——南阳刘子骥是真实存有，而非虚构——在东晋南朝时期，使作品中虚构的故事与现实中存在的知名人物进行勾连以体现故事的可靠性是惯用手法。随后我们马上可以注意到，作品开头就写明了这个渔人是武陵人，也是如此。此其一，为什么写明籍贯。

其二，为什么写明时间？

作品之一句是“晋太元中……”。这句话在阅读时是很容易忽略滑过的。要关注到这看似平淡无奇的表达，我们依然可以运用比较，思考这一句为什么不能写成“很久以前”呢？或者说，写为“很久以前”的话与原文的表达效果有何区别？通过这个比较我们能发现，“很久以前”之类的表述令下文所写的故事显得虚假，而明确的年代时间则让故事显得真实可信。

至此，我们看到作品在人物和时间方面都突出一个“真”字，强调这些因素的可靠。

但与人物和时间的“真”形成强烈对比的，是桃花源地点的不确定性——莫名随缘而遇，莫名无缘得会。

若是所有要素都“恍兮惚兮”、不可捉摸，那么我们一读这个故事就知道它是“假”的。但若真假参半，就很具有迷惑性了，让人不禁怀疑——到底有没有桃花源这个地方呢？毕竟晋太元年间就有一个武陵的捕鱼人去过，这事后来还惊动了南阳那里的名士刘子骥。

于是，神秘感又出现了。

--------------------总而言之--------------------

正是由于陶渊明通过精妙的选材以“操控”读者阅读时的心理，以及真假参半的写法，使得他笔下的桃花源显得难辨真假，充满了神秘感而非虚假感，所以才让当时及后世身处“乱世”的人们心生向往，津津乐道，魂牵梦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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